——本期主持人，冯元 、徐选国

·冯元，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生

·徐选国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社会工作自从西方引进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经历了尝试通过体制内生——把行政性社会工作转换为专业社会工作；教育先导，并以“嵌入式”模式进行专业实践。在重新引入之初，以卢谋华等为首的一批学者，尝试通过体制内行政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方式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但受到原有体制的障碍之后，就开始转由体制外嵌入的方式，形成“嵌入式”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反而陷入“依赖性”“寄生性”的泥潭。现有“嵌入式”社会工作模式甚至被商业行为利用，异化了社会工作原有的属性。

之所以陷入这一泥潭状态，本文认为当前社会工作实践环境限制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可行能力。正如钱宁（2013）在“第三届中国特色社会工作论坛”中提到，社会工作在现有模式和体制中面临“可行能力不足”，社会工作难为“无米之炊”。即社会工作者作为一个社会行动主体，其可行能力同样严重依赖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安排。具体来说，有如下几个部分需要思考：

福利制度设计不足

我国社会福利执行从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传统政治执行框架的影响，即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执行框架下，服务对象被当作是社会福利的被动接受者，社会工作实践局限于服务的传递和中介者角色，可动用的福利资源十分有限（邓锁，2013）。即社会工作机构大多以项目形式承接，即具有临时性，而非正式福利制度安排，难以让社会工作者获得合适和正式政治合法性的社会福利角色与服务对象建立联系。社会工作者缺乏正式制度上的“政治合法性”,难以调动正式制度中的福利资源服务于案主，一方面影响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影响民众对社会工作“合法性”的认知和信任。从福利制度安排上，会造成社会工作者在专业行动上的可行能力受限。

实践社会环境制约

社会工作在西方除了有正式的福利制度配合之外，还具有较长历史的实践传统，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高认可度的社会环境给社会工作者一定的“社会合法性（郭春甫、吴世坤，2017）”和信任，形成了潜移默化悦纳社会工作进行服务的意识。而中国大陆社会工作由于刚刚起步，缺乏深入嵌入民众生活的传统，或者说，专业服务并未解决民众所期待的效果，难以形成潜移默化的认同和认可。加上社会现代化逐渐瓦解陌生人之间的信任，这种不信任环境也延伸至当前陌生场域的专业关系，限制了社会工作者专业能力的发挥。

社会工作者本身的能力不足

社会工作者除了专业能力不足之外，还缺乏应对中国特色社会关系的能力。社会工作者在面临具体实践场域时，需要面对三种主要实践对象：政府工作人员、机构同事、义工、案主等。作为嵌入福利体制外围的（临时）项目，在与政府工作人员沟通时，除了对相关政策了解的专业能力之外，同时必须掌握一定的政治话语及交往手法，才能较为流畅地获取相应福利资源。在与同事、义工及案主的交往中，除了具备专业能力之外，还必须具备符合中国特色（传统）底蕴的关系交往能力。如果将西方民主体制下的专业操作方法和习惯照搬，则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现象，制约专业能力的发挥及专业效果的实现。

社会环境同化社会工作热情与信念

社会工作实践氛围严重影响社会工作者信念及可行能力。社会工作行业非盈利的特性，及大部分一线社工处于社工行业底层，使社会工作者长期处于贫困的泥潭；加上社工机构以完成项目为导向，造成一线社工长期被机构目标压制，难以实现专业性的自我突破；缺乏案主和社会的认同，导致正式专业实践举步维艰。在经济压力与专业实践环境的压力之下，一线社工逐渐形成应付考核指标的“老油条”习惯，原有的专业能力与信念被削弱。如广州社会工作者，在工资待遇不提升，人才流失的情况下，广州的社工已经不如以前有热情了，人才素质也不如五年前好了（访谈某社工）。在多重“剥削”和长期待遇不涨的情况下，社工职业倦怠加剧，影响他们自身专业行动力，离社工理想越来越远。

综上，在“嵌入”模式之下，一方面，缺乏相应的福利体制作为支撑，并干扰着社会工作的实践环境，最终弱化可行能力；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面临自身能力不足和境遇不佳的状态，让个体陷入贫困泥潭甚至贫困亚文化，并习得“弱者的武器”对抗指标，最终限制个体专业能力的成长和信念的坚持。

从可行能力这一视角来观察我国现有实践环境、教育环境，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突破当前障碍，探索一种不被资本异化，不被权力行政化，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工作者专业可行能力的运行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