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政府、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之一，是社会治理格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社会组织具备政府和营利性组织所没有的独特属性，即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屋性、互益性或公益性，因而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还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反映在六个方面：
从功能上看，社会组织能直接为居民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的占比有待提升，服务群众的领域有待拓展。从结构上看，有些社会组织缺乏明确的目标设计和价值使命，内生动力不足。从类型上看，社会矛盾调处、自我管理等自治类的社会组织缺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不足。
社会组织内部成员整体专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和质量。目前，社区层面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开展活动需要各级政府的推动，并按照行政要求介入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社会工作的手段和动能。
当前，社会组织筹资渠道单一，能获得企业支持、向社会募集资源、具有自主盈利的社会组织比例不高，社会力量、企业参与在地公益服务的意愿不高，能够整合多种资源成为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不足。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大背景下，大量的服务资源分散在政府各职能部门，本应以社会化的方式为群众提供的服务，仍由政府各职能部门直接运作、大包大揽，压缩了社会组织承接服务、协同治理的空间。社会组织希望在政策、资金、人才方面给予支持，对政府转移职能、让渡空间的呼声较高。同时，相比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机会不均等，效益难于最大化。
目前，由于社会组织日常服务管理缺乏整体规划、统筹协调，没有形成与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相适应的服务管理体系。同时，管理力量、手段、方式也与社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日益多样化形势不适应，难以提升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能力。
目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没有党建工作的要求与规范，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政策依据不足，影响了党建工作积极性，造成了社会组织内部有党员身份的人员组织生活困难、有入党积极性的人员找不到组织等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能力，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充分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的领导管理作用，按照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构建“统一登记、分级负责、分类服务、以社管社”的枢纽型服务管理体制，加大政府对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指导、引导、扶持力度，通过委托、授权等方式，提升其服务、集聚、引领、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能力。
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强综合改革的顶层设计，让渡空间、提供资源，列出向社会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清单，厘清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有序、适度扩大非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推动职能部门“壮士断腕”、简政放权，使资源下沉与工作重心下移、事权下放同步，同时也为社会组织壮大提供支持。
政府借助经济发展的优势，支持引导社会组织联系社会资源，允许社会组织吸纳并建立公益基金，向社会募集服务资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多元的资源。加大基层行政部门与社会组织沟通协调力度，积极了解社会组织的特长与短板，改变社会组织无位置、无载体、无资源的状况，通过协同参与社会治理使社会组织有为有位。
以社会及群众需求为导向，重点培育公益性、服务性、自治性社区社会组织，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同时，对社会组织孵化机构和平台进行整合、优化和功能再造，积极与社区内外各类资源和平台对接，提升社会组织整合资源的能力，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引入新力量。
不单纯考评发展社会组织数量，注重考评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群众参与度、服务项目创新度以及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关联度等，确保社会组织沿着社会治理创新的主线开展活动。同时，完善社会组织荣誉制度，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成绩为重点，定期评选表彰优秀社会组织、优秀公益项目、公益先锋等先进典型，培育一批协同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品牌社会组织和服务项目，推动社会组织融入基层、协同治理。
把握社会组织发展方向，发挥党的政治领导作用，引领社会组织有序参与协同社区治理，是创建党建工作先进市的新领域、新课题。按照分类分级管理原则，在“枢纽型”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负责同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以党的组织建设引领带动社会组织建设。完善街道党委和社区党委体制，建立街道党工委领导的社区党建指导站，统筹辖区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专门负责社会组织党的工作，保证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工作有效覆盖。
